中国幅员辽阔，有5000多年的历史，13亿多人口，经过40多年的综合建设和快速发展，已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，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。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形成，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，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，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二百年目标和中国梦。  

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扎根的精神沃土。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发源的先秦历史文化遗产，在增强文化软实力、增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中，应充分发挥其历史影响和重要作用。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析学派的代表人物，主张对传统古史观及其史料基础、古籍代代相传进行全面考察。这对于突破封建封建的藩篱，树立史料的批判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。然而，对古代史籍的过度怀疑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。  

当然，前秦古籍作为传统古史的基础，确实有一些原始的缺陷，因为流传下来的古籍流传过程极其复杂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主观意图的改变，另外，书的年代太长，所以很难AVO。如脱节、派生、错误等自然损害现象，将导致传世文献史料质量的下降。在中国古代史上，基于这一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许多谜团至今仍未解开。  

在传世文献建设不起古史体系建设的情况下，出土文献作为当时相对清晰、基本不受干扰的原始资料，在补充、核实、纠正古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探索中华文明的源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尤其是大量出土的古竹帛书等文字资料，经过学术界长期的整理和研究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史料体系，为澄清相关史实、重建古史体系奠定了基础。当前，充分利用再生古籍，重建值得信赖的古史，既能满足处理外部疑难和挑战的客观需要，又能满足学术总结出土文献相关研究成果的实际需要。  

2008年7月，清华大学从国外抢救了一批竹简，学术界称之为清华简。除了可以与上书等古籍相提并论的物品外，更多的是两千年未见的失物。为了更好地说明清华简牍所出古籍在古史重建中的突出作用，我们将已出版的文章大致分为不同的时期，并解释它们。  

夏朝的存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，虽然《史记·夏本记》中有关夏朝的记载，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文献记载，但大多在可疑的古代思想的影响下被认为是不可靠的。本世纪初在西周中叶发现的《禹公书》因其记载了禹的治土治水记载而备受古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，禹公等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 

《清华简》可以印证夏朝的历史，也可以引述《后府》中的一篇。本文属先秦时期流传广泛、孟子引用的《尚书》。除了提到禹和齐的创始人之外，他们还特别谈到了高涛和孔家的事迹。虽然具体细节与郭禹、史籍略有不同，但总体框架还是相容的。关于后夫时代，夏籍、周书等有不同的看法。我们认为，本文是周武王向夏代后裔父亲乞讨时写的。商朝。也就是说，最迟在周武王时代，夏人后裔所写的夏朝史与《夏本记》所记载的夏朝史并无多大差别。因此，不言而喻，史记《夏朝史记》总体上是可信的。  

本文记载的夏代礼乐制度，除了后赋外，虽然仅能反映对战国的认识，但通过阅读相关文献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。  

与夏代相比，商代的史料在体重和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但重建商代史料仍面临很大的困难，甲骨文的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，但内容过于单一，材料过于分散。是对商代历史的系统描述。司马迁在文章结尾，以宋代为契据结束了该书的编纂。自成堂以来，先后从蜀、史中搜集到相关文献，即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，但在司马迁时代，尚书不多。《唐誓》、《潘庚》、《高宗勋日》等书屈指可数，受此影响，殷本基可清楚地看出《唐》、《潘庚》等书记载得比较详细，而其他诸王则比较简短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司马迁缺乏史料的困境有关。  

庆幸的是，清华竹简中发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商史古籍，极大地丰富了商代的史料。在成唐时期，曾有《殷志》、《殷鉴》、《唐府》，这些古籍详细地描述了唐人在殷的帮助下殉葬的过程。戴夏以后的治国之道。在武定时期，有《浮朔志》三篇，充分展现了武定蒙德浮朔的历史，并以此为阶段。此外，唐中堂秋、唐载子门和尹高宗的《三寿问题》都是后人所著的，但它们也反映着一切。这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发现虽然不足以覆盖整个商代史的脉络，但由于商代史上文学的缺乏，这已经是一个重大的进步。  

西周史由于三代文献最丰富，以及大量长青铜铭文的发现，已经具备了进一步细化的条件。清华竹简中新发现的古籍对丰富西周史的价值y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问题的纠正上。例如，由于周人对文武的任命、王文王对文王的称谓等文献记载的冲突，历来争议颇多。乐文，是唐宋以后遗失的文本。竹简的重新发现恢复了文王经商、由吴王和白叟孟王任命的全过程。最早发表于清华竹简中的《宝训》是周文王去世前的遗言。开头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文王当了王，这有力地反驳了文王自汉代以来就不当国王的观点。此外，儒家经典史上的经典话题还有：西伯是谁，吴王去世的那一年，成王登基的时代，以及Z是否登基。侯公堂或郑东，在秦始皇、晋胥和震旦都有重要的线索。  

在西周历史文献中，早期的记载较多，中后期的记载较少，商蜀传下来的周书，只有穆王时期的陆行属于西周中期。清华后代简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差距，虽然《易州书》中流传了一些文本，但与两部文本相比，可以看出《易州书》文本存在诸多错误，简牍文本可以补充《三公制》等相关历史事件的重点。《活着》是西周中叶的一部重要人生著作，篇幅近千字。至于作者，有两种说法：穆王和肖王。如果以后能建立起来，就会更加珍贵，因为以前没有孝道时期的文学可传。芮良甫月属于诗歌体裁，在李王著名大臣芮良甫的帮助下，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了阐述，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，史无前例的《家事志》中也有记载李、玄、游三朝历史的记载。民国政府、宣王中兴、西周在石念的灭亡等都与古籍相符或相悖，为我们认识西周晚期的历史和两周之间的时期提供了新的视角。  

清华简牍中也有这一时期一些著名民族和王国的迁徙、发展和融合的过程。周成王在家年的第三章记载了三座监狱叛乱后，秦人从商朝迁徙到叶武。很显然，秦人来自东方，颠覆了以往对秦人起源的认识。朱璜一章详细描述了楚国的起源，包括前任吉莲的诞生、楚人的姓名和秦始皇的迁徙与发展。南方的朝代。它为楚史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珍贵史料。  

春秋时期是中国早期社会急剧变化的重要阶段，由于左传、郭禹的支持，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比较清晰，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，左传、郭禹并没有涵盖春秋时期历史的方方面面。金楚史是春秋时期的支柱，春秋时期金楚、左传的记载较为详尽，而其他诸国的记载则明显逊色。国语虽有21卷，但仅金玉一卷就占9卷，甚至没有秦。语言与春秋时期秦国的历史地位根本不符。  

庆幸的是，在清华竹简中发现了许多属于体裁的春秋时期新文学，弥补了左传、国语的不足。从秦木公或秦的遗漏主题来看，它应该是一种失落的秦语。有关郑的典籍，如郑武夫人的《儿规》和郑文公的《太伯问》，可以分为郑语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记载了丰富的史料，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原春秋时期文化政治形势的认识。虽然金代史料十分丰富，但史料的发现当然更有益。《赵建子》是赵建子初入清朝时范宪子、程玉对金文宫的忠告和训诫，它讲述了金文宫流亡的历史、金文宫在一战中的复辟和统治。《岳公七世》是一篇体裁文学丰硕的文章，编年史《家年》在重建春秋史上也具有很大的价值。本文用相似编年史的形式详细描述了春秋时期主要校长的兴衰变迁。王牌可以纠正代代相传的史料中的错误。  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，既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，又要积极总结古代治理的探索和智慧。从而推动对早期政治思想史的研究，为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和新时期治理国家和政府提供有益的启示。  

例如，商唐、彝隐对殷謇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体现了早期民本思想，文章《后府》反复强调尊天重德，反映了周初的道德统治与商代相比有了显著的进步。在后福一章中，人们的心只有原创，只有一叶的字眼。在古代文学中，以人为本的概念首先被明确提出。  

《清华简报》第八版发表了许多治国治国和政治古籍，文章《治国》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阐述了导致国家兴衰的各种行为，并警告执政党要这样做。治国之道一文综合分析了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、治国之道。特别强调崇尚美德、节约金钱、节约埋葬、非生命的思想。《世界之道》运用攻防之道，说明古代圣王赢得世界的关键还在于赢得人民的心。辩证地把古人信仰的命运与本文所关注的人生观结合起来，最终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，这种尊重客观规律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哲学思想较早地反映在古代文学中。  

历史不仅是王子、将军的笔记本，也是广大民众的社会生活，清华简牍的内容多为王哲书，但也有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资料。  

《清华竹简算术表》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实用计算工具。用这套算术表，不仅可以快速地对100内的两个任意整数进行乘除运算，而且可以计算分数为12的两位数乘法运算，甚至可以进行平方运算。充分体现了人们高超的智慧和实践精神。  

占卜是先民重要的日常生活之一，在《清华简》第四版出版的《占卜定律》是一本关于占卜理论和方法的专著，在贵发会计制度中，只有八卦而不是六十四卦。与《周易》的会计制度完全不同。与《周易》卦的名称和图片相一致，《清华简》又刊登了一篇《边卦》，充分展示了当时占卜的丰富多彩的卦系。祝贺信息，它是祈祷行为中的格式化咒语。同样地，在整理祈祷的过程中，仍然有记录在祭祀仪式中祈祷神的话的祈祷文。  

此外，清华简牍中还有许多乐谱和马经需要整理和研究，这些古籍必将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战国社会文化的新知识。  

清华简牍所抄古籍对古史重建的意义远大于对具体史实的纠正，这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。历史。他们对古籍的怀疑、信仰和解读都有自己的追随者，对古史基本态度的严重分歧使得古史研究难以进一步发展。  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尽管清华简牍等出土文献复制了大量的古籍，但它们仍然只是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部分补充和修改，并没有完全颠覆。余唐、文武、明王、夏杰、商彝等古籍遗失与复原，至今仍无能为力，这表明，由于在长期的流通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，传世古籍的真实性是建立在不可否认的基础之上的。  

1925年，王国维在清华教授古史新证据时，提出了著名的《双重证据法》。同时，他又批判了可疑的过去，认为可疑学者对待可疑的态度和批评精神并不可取，但在古代史料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。现在看来，要重新认识古籍，重建古史，不仅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。既要充分评价代代相传的历史资料的价值，又要充分评价其价值。实践证明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使地下没有新材料的证据，纸质资料的记载也是可以信赖的。双重证据法强调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硼化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土材料就无法相信古籍的传承。王国维绝不是要抹杀任何一方的独立价值。考古资料中虽然没有提到一些问题，但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问题，更不用说推断出传世文献记载中存在问题。先秦古籍太庞大了，以至于它们都不能生存。用有限的知识推断无限的未知显然是不合理的。  

当然，我们主张不要过分怀疑过去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走上盲目相信过去的老路。重建古代史的正确态度仍然是对史料进行预先的批判，不管你是怀疑还是相信过去，归根结底，都必须依靠史料说话。  

（作者：程浩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、出土文献合作创新中心和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）